这时，修罗靖突然道：“此剑不凡，我得好好研究。”

恶道面目狰狞，抬手就是一拳轰出，这一拳出，无数的血色雷电似潮水一般涌出。　　当黎明接到栗市长的电话时，他就有了一种沉重的压力，哪个领导都在强调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的事情，当然，法院的任何判决工作，首先应该考虑到它的效果是否会影响稳定，而对于眼前内衣厂破产事宜的裁决，无论怎么弄它的结果都难以稳定，都不能叫债权人和职工服气。因为黎明不只是知道债权人和工人们上访围堵政府的做法不对，他还知道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做出这种不该做的事。债权人要讨回他们的血汗钱，工人们要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。这两件事，仅靠法院的裁定判决，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内衣厂现有的那点家底，不仅还不了债权人的血汗钱，更解决不了工人的温饱问题。法院根本变不出钱来。市长能直接打电话与他说这事，已是特殊情况，若不是市政府大门被工人们堵住，他是不会找法院院长的。从理论上讲，法院并不属政府领导，市长也不能指挥市法院院长，对这个问题，市长和院长都懂的。眼前的事，也是有点紧急。内衣厂在省会，不是一般企业，六七千名产业工人万一闹腾起来，那是不得了的。市长希望立即用法律手段将事态压住、平息，平安无事就好。刚才电话中，栗致炟特别强调，要加快对内衣厂的破产程序的推进。市长的意思他十分明白，但是有些事市长并不明白，这就叫事非经过不知难。因为市长不管判决的事，黎明管这事，黎明知道个中的疑难。从法律的角度讲，企业破产了，又无还债能力，这种债务只有黄了，债权人只能认倒霉了。对数千名职工来讲，企业破产了，只能照有关破产法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助，以后的生计只能是找市场了，这就是市场经济，政府对这事没有责任的，责任都在企业里面。然而，若是敢这样判决，那等于火上浇油，正群情愤怒的六七千名职工，要比一两百人的债权人厉害多了。要讲稳定嘛，还真不能加快推进破产的法律程序，怎么办？黎明在思索面前的难题。有没有更为妥善的方法，或者说，有没有不激化矛盾的方法，不能引起骚乱，别叫当事人成群结队上访说事，上下奔波聚集政治中心游说打标语横幅乱发传单……这是上级对每一家执法机关的要求。本来，作为审判案件的法院，只要依法办案就是恪守神圣的职责了。而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。他们不需考虑法律以外的东西，他们的天职是忠实于法律的概念并忠实地执行法律。可是，对于院长黎明，他不能这样单纯，这么简单。他的眼睛必须看到法律之外的诸多因素，他的大脑必须想到，怎样办案，怎样判决方能使社会相对稳定，矛盾相对淡化。这一点，是与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官所不同的。这是国情使然，也是黎明与他的同仁的使命。这是任何一部法律教科书中所没有的内容，也许它就是无法写进教科书中的另类理论。黎明懂得，这叫中国特色，懂得这种特色并把握这种特色，那是只能在实践的摸爬滚打中历练成就的，没有实践的经验与必有的悟性，是很难把握准这种执法的理念与方法的。面对六七千名产业工人的生计问题、利益得失，黎明是慎之又慎的。这是一个团队，不只是一个个的人。尽管内衣厂已到山穷水尽寿终正寝之时，但是在它尚未盖棺论定之时，几千名职工还是抱有这样和那样的幻想，希冀出现奇迹，东山再起。也许，六七千名职工的期望只是一厢情愿，市场经济的走势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能够逆转的。但是，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，当下破落的内衣厂仅剩的家底家产，是无法打发这么多“嗷嗷待哺”的职工的，更别提那些还在咄咄逼人的债权人了。这六七千名职工，就会在拿不到该拿的安置费用时怒气冲冲，把个省城弄得地动山摇，到那时哪里还谈得上稳定。